最近，胡锦涛同志在河南、江西、湖北考察时提出，要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是向全党全国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不能就事论事，而应从大处着眼，从关系到中国长远发展的客观角度来考虑问题。

基本体制稳定与具体细节完善

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这种空前的解放主要得益于国家实施的一系列革命性的体制创新，即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其主要表现为：第一，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现在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在许多行业已经超过公有制，而且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属性，相反它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第二，大力引进了外资。特别是最近几年，每年引进外资的规模都在500亿美元以上，世界主要跨国公司均已进入中国市场。这种以市场换技术、以引促发的创新政策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益于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健康发展。第三，将国有企业推向了市场。此项改革尽管几经波折，甚至于社会为此付了了巨大的成本，如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部分国有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等消极后果，但是与转制前相比，成绩是显着的。现在15万家国企所创造出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要十几倍于改革开放之初的40万家国企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第四，行政机构的初步改革。尽管对政府改革进程及其成效目前评价不一，但是由于政府在历史重大考验中均有不俗的表现，从而在客观上证明政府改革总体上说是适宜的和有效的。然而，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新制度框架还是一个基本轮廓，细节还需要精雕细刻。基本市场体系已经形成，但是每个具体的市场还有值得改进的余地。同时新的体制创新也产生出新的矛盾和问题，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已经逐渐由局部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由专业改革变为了系统改革，并开始触及到一些部门和集团的利益，这些都需要通过细化和深化体制改革加以妥善解决。所以，针对体制细节还不够完善和充实的问题，不断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具体问题是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之一。

社会性因素制约经济发展

经济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社会所能接受的压力和所能提供的动力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安全生产事故的频发、现行教育和体制的弊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实际失业率的现实风险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落后等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不能等到一大批现代新生文盲的出现，导致熟练劳动力极度匮乏时才来反思教育制度的不足；不能等到国民健康水平严重降低，形成沉重的公共开支负担时才来反省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弊端；不能等到社会骚乱爆发，造成投资环境恶化才来反思收入分配和社会治安工作的一系列失误。最近，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分析报告对中国卫生医疗服务制度改革的否定性结论，可以说是对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不足的一个侧面的评价和警告。

应当看出，中国经济的制度转型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社会的制度改革任务才刚刚开始。我们尚未建立起适应经济市场化的社会机制和体系，社会观念和意识也没有与经济运行的转变恰当地对接起来，经济运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变得太快，但社会则显得步履蹒跚，跟不上变化。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发展，只有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现在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统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下一阶段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工农业和城乡经济均有所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到了中期阶段，然而，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彻底改变。究其原因，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没有为消除二元结构提供足够的结构转型条件，而是在政策和社会层面，存在一定的阻力和认识误区。200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又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这个阶段的政策含义有两层：第一，从现在开始，要利用工业和城市先进生产力发展累积起来的雄厚实力，去扶持和帮助农业和乡村发展，缩短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最终实现协调发展。先进帮助后进，缩小先进与落后的差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逻辑。第二，实质上启动二元结构转变的过程。

尽管这个转变将是长期的过程，其间还将面临各种反复，但最终要在一个关键时期开启这个进程。现在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手段和工具去主动启动这个进程，就像西部大开发首先由政府启动一样，值得观察和注意的是市场力量如何跟进政府的反哺政策动向。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都是人均收入在800美元左右的时候步入“以工哺农”阶段，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实施“以工哺农”正当其时。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民人口比重较大，远远超过了别的国家实施“以工哺农”时候的水平。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加速城市化和乡镇化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快速迁移，建立一个城乡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建立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化解城乡二元矛盾，是下一步的任务之一。

资源问题约束社会发展

最近几年电荒、煤荒、水荒、地荒甚至于东部发达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等资源性短缺问题就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制约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就是高耗能、高物耗的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但由于采掘业、冶炼业、电力、化学工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行业，因此消耗了当年世界原煤的3%，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以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也日益增长。而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自然资源支持体系已经无法持续地发挥有效作用。据专家分析，如果我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要想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至5倍。

面对巨大挑战，我们必须转变现行的发展模式，走以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要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利用新型工业化时代的机遇，通过科技进步和信息化来化解赶超型增长瓶颈的矛盾。加快发展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严格限制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发展，只有对资源充分进行开源节流，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一点对于人均资源有限而又要积极寻求发展的大国经济来讲尤为重要。因此，重视国内外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

重视技术突破和创新

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的众多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背后，是中国自主、原创技术的严重不足。中国现在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大国之一，但还没有成为一个技术强国，甚至连技术大国也不是。而在技术研发的投入上，现实情况是，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虽然高速增长，但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很大的差距。200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1.23%，而美国、日本（2001年）、德国的这一指标分别高达2.82%、3.09%和2.50%。如果折合成美元，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不及美国的1/18、日本的1/8、德国的1/3。同时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平均为0.5%，大、中、小企业的这一比值分别为0.78%、0.34%和0.37%，而在发达国家中该比值一般为3%－5%，高新技术企业更是达到了20%。

今后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每年7%以上的速度，资金投入依然是必要的。但是解决技术短缺问题比起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更为急迫，开发中国自主原创技术比起继续引进外来技术更为重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仅靠要素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不能长久持续下去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自身已经具有了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能力，这为开发中国自主原创技术提供了基础，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品牌的技术研发，形成中国独有的世界领先技术。这样才能为中国持续20年以上的经济增长提供切实的保障。

经济发展的世界因素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状态和独立外汇政策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普遍关注。其实从一开始情况就很清楚，中国经济加入国际组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也套上了更严的经济限制枷锁。经过短暂的“入世”过渡蜜月期，中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由发达国家操纵话语权的国际游戏规则。这是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在纺织品、能源等方面连续遭遇的一系列国际压力的主要原因。今后这种压力可能是只增不减，国家主权中的经济主权将受到一定的外来威胁。

进入这个阶段后，中国面临的下一步任务是：第一，学会利用国际规则与贸易强势国家进行周旋，该坚持原则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该让的时候则可以让。同时加强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对外的斡旋和交涉作用、对内的协调和自律作用。第二，改变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更加注意通过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毕竟中国国内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潜力可挖。第三，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在适当时机争夺对外经贸关系的话语权，比如在经贸强国尚没有形成强势垄断的新兴高科技产业及新兴贸易领域。第四，更加积极地开展多样化的对外经贸活动，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可以开展有效的对外投资。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