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原名任秀英，1919年生于曲阳县南下关路旁没有院墙的三间土坯房内，母亲在财主赵家当女工，她和姐姐挖野菜、捋树叶充饥。尽管生活困难，但她天性喜爱音乐和戏剧。哪有唱戏和唱小曲儿的，她总是跟着去听、看。有个戏班老板，看她是个戏剧苗子，要买她去学戏。其母亲说：“我们再穷，也不卖孩子，更不卖给唱戏的。”做梦也没想到，后来她竟成了一个知名的艺术家。

由于天灾人祸，军阀混战，加上旱灾，其母带她们姐儿俩逃荒到内蒙古亲兄家。口外春天还大雪封门，无法开荒，还闹土匪，无法生活，又到张家口，托乡亲找活糊口，靠缝洗衣服、糊纸盒维持生活。尽管生活困难，还设法让她读了两年小学，因无男孩，指望她养老送终。每天放学后，她帮助母亲取活送活。张家口是战略要地，1927年至1928年，晋、奉军阀在张家口地区进行拉锯战。她们居住在公路桥和铁路桥之间。军阀混战时，炸桥、杀人，把人头挂在桥头。取活送活要过桥，血淋淋的人头，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恐怖的阴影。

1930年，国民党军和冯玉祥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又要在张家口作战。母女三人随着逃荒的人群到了山西太原，托人为李波在德记烟草公司当了童工，后在晋升纱厂当徒工。1936年，她考入半日制太原女子职业学校，上课用中学课本，她拼命用功学习，期中考试获中等水平。老师看她家穷，学习用功，介绍她到护士短训班，准备到绥远抗日前线服务。时间不长，绥远停战了。女子职校校长高清溪（中共党员，后去延安）见她好学能吃苦，1936年末，介绍她到薄一波等中共领导的太原军政训练班女兵连学习，该班军训严格，但她各种操法、实弹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等成绩优良，战地行军她能一天走120里。她在训练班参加了戏剧组、歌咏组，外出宣传。中共领导的牺牲抗敌救国会，成立了牺盟旅行业余剧团，受封建思想影响，女孩子们不愿参加剧团，只她一个女孩子参加了剧团，哪出戏有女角，就要她演，她演了很多抗战剧，如《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等。得到了锻炼，还学会了识谱。在外地演出回到太原后。1937年9月，她被派到民族革命战争西北战地动员宣传团，领导人是程子华、南汉宸等老革命家。该团24个人，每人发一套棉军装，一支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三棵手榴弹。每人发40元为两个月工资，她买了一袋白面和剩余的钱，送到已迁至乡间的母亲。因她母亲反对她当兵，夜间偷偷离家返队。

此时，平绥路上张家口、大同、归绥（呼和浩特）、包头已经失陷，忻口会战正激烈进行中，宣传团向晋西北出发了。

11月初，晋西北特别寒冷，她们在日军未占领的农村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参军抗日。宣讲团随时有遇敌的危险，每次出发由李波打前站，她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枪法准。打前站负责住房、烧水、做饭、演出的准备，负责幕布、服装、道具的管理，又是主要演员。

他们常在崇山峻岭中行军，每到一地，白天同农民下地劳动，晚上演出，没有电灯、汽灯，用大碗盛油，放上油稔点着照明，在土台或广场演出。当演到日本侵略军枪杀中国人，用枪挑死小孩野蛮行为时，有的观众去打演日本兵的演员。广场四面都是观众，不知何时从某个角落跳出来，拳打脚踢演员。演员挨打也是高兴的，因为唤起了观众对敌人的仇恨和抗日的热情，是最大的收获。

11月7日在五寨一二〇师司令部，受到萧克副师长的亲自招待。此日是“十月革命节”，请宣传团观看了一二〇师宣传队演的音乐、舞蹈节目。

一个24个人的宣传团，走遍了晋西北村镇，演出数不清的场次，还过黄河到陕西府谷为群众演出，在短暂的3个月里，除向群众宣传唤起民众抗日热情外，还学了不少民歌，用民歌曲调填抗日歌词演唱，收获很大。此时，太原已经陷落了。

回到战地动员总会后，她要求到抗大学习，因工作需要，1938年初，总会派她和周通、王庚瑜等5人，到原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师雪花剧团，帮助提高演出水平，由于换了剧团团长，政治空气开始紧张，中共支部书记和几个党员陆续离团，她也要走，剧团要她慰问演出，等部队休整完才行。她巡回演出完了以后，离开了雪花剧团。

她要去延安，因道路不通，只能到西安北之安吴堡中共办的青年训练班艺术连去学习。1938年春，她被分配到陕北宜川一一五师留守处（后改荣校）俱乐部任干事，后任主任。她还把非俱乐部的干部、勤杂人员都组织起来演话剧、歌剧、秦腔、眉户调等。她在荣校三年，学了很多民歌小调，如眉户道情、信天游等，有的把整出戏学下来。她学过大鼓、坠子、京剧、评剧及多种地方戏。后来，她带歌舞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学习当地民歌，用当地语言演出。如到新疆，就用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演唱，到朝鲜，用朝文演唱朝鲜民歌，曾获文化部颁发的“积极向民间学习奖”。

1941年末，她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受到了正规的艺术教育。1943新年，鲁艺俱乐部组织演出，有秧歌、推小车、跑旱船等一支庞大的秧歌队。领导通知她和王大化表演《打花鼓》，作曲家安波用《打黄羊》曲调，写成拥军的歌词，故名《拥军花鼓》。在预演时，领导高兴地说：“这是鲁艺的新气象。”首演是在鲁艺驻地桥儿沟的群众观看。他们打起腰鼓，扭出学院，在打麦场上表演。老乡们高兴地说：“《拥军花鼓》唱的清楚（民间唱法），听着亲切。”又扭到机关、部队，到杨家场、王家坪、枣园、西北局、中央党校、联政等处，受到领导、战士、群众的热烈欢迎。《拥军花鼓》在所有节目中占了优势，在鲁艺，她是第一个用民族方法演唱的，受到党中央领导的肯定。在枣园演出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出来看秧歌。演出中，突然刮起了大风，黄土飞扬，毛主席的脸上、身上落了一层土，他不顾风沙，只是兴奋地哈哈大笑。周恩来副主席说：“向民间艺术学习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秧歌队成了一支工农兵学商大联合抗日秧歌队，由于鲁艺把民间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老百姓都亲切地称“这个秧歌队是鲁艺家的秧歌队。”后来，延安的秧歌队发展到各解放区，成为宣传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入苏联国境，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层层封锁，又遇大旱灾，是敌后抗日根地最困难的时期。毛主席提出了“自力更生，渡过难关”的号召，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以渡难关。1943年春，苏联红军开始大反攻，为庆祝苏军的胜利，鲁艺于春节期间，组织了第二次秧歌表演，领导通知李波和王大化自编自演一个节目。他们以大生产运动为题材，按照群众喜欢什么就演什么的原则，两人就你一段我一段的编纂，连接起来，形成了《兄妹开荒》秧歌剧。按当地习俗的称谓，取名《王小二开荒》，领导审查节目时，非常高兴地通过了。之后，开始表演，一大清早儿，鲁艺秧歌队从桥儿沟出发，走过飞机场，穿过延水河，每到一处，在锣鼓的伴奏下，全体演员就扭起了大秧歌，接下来演节目。在万人以上的广场上，全凭她的嗓子，把歌声送到每个观众的耳朵里。散场后，观众们高兴地说：“把我们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观众亲切地称它是《兄妹开荒》，从此，《王小二开荒》就改称《兄妹开荒》了。这个有人物、情节、演唱、道白、舞蹈的小戏，深受工农兵和广大群众喜爱，她和王大化获得西北局“秧歌运动积极分子奖。”

他们还到南泥湾为三五九旅部队演出，深受欢迎。还同开荒部队共同开荒。秧歌剧《兄妹开荒》不仅演遍了解放区，后来从北京演到全中国，还演到莫斯科和布达佩斯。

1943年演出结束后，在整风期间还涌现出很多反映现实生活的秧歌剧。如《夫妻识字》等，还创作出像《牛永贵负伤》、《周子山》等多场的秧歌剧。鲁艺的秧歌推动了秧歌剧的发展，各地的文艺团体掀起了创作秧歌剧的高潮，其影响也扩展到大后方国民党控制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秧歌剧从产生到发展，情节由简单到复杂，角色从少到多，演出从广场到舞台。1944年下半年，在秧歌剧的基础上，诞生了大型民族新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首次公演是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演出的，受到党中央领导的一致赞扬。她在剧组中扮演地主婆黄世仁之母，排练完成后演出，得到好评，同志们说演绝了，说她是活黄母。黄母心狠毒辣是剧中的重头戏。因黄母假慈善，心狠毒，引起观众对封建旧社会痛恨，达到了剧作的目的，但观众恨死她了。她走在街上，人们骂她老妖婆，孩子们用石块、土块往她身上扔。在电影《白毛女》中，她仍饰黄母，在农村放映时，观众骂声不绝。她姐姐劝她：“你不要再演了，群众骂的可难听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只好走开。要是母亲还活着，看你演这戏，也得气死。”

她随歌剧《白毛女》剧组到苏联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等地去演出。演出结束后献花送礼，没有她和扮黄世仁的陈强等反面人物的份。一个少女正要拿鲜花送给陈强时，一个老太婆突然大叫一声：“不能给坏蛋献花！”一个女孩拿着鲜花在李波面前晃晃说：“不给你献花，你应当理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被留在鲁艺地方干部训练班任助教。1946年调中央管弦乐团，演出歌剧《兰花花》，苏联话剧《望穿秋水》，秧歌剧《前线》、《归队》、《抬担架》等，并独唱、拉大提琴，是个多面手。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陕北，转移到河北，中央管弦乐团并入华北文工团，她任戏剧部副主任。

1949年，她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当时新中国尚未建立、打的是“八一”军旗，在联欢会上，她参赛了舞蹈和独唱。《红绸舞》获头等奖。独唱《翻身道情》获二等奖（郭兰英获三等奖）。回国后，华北文工团改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她任歌剧队队长。

1949年12月15日，周恩来总理见到她，关心地说：“李波，你要把民歌唱好，不要唱太简单了，要提高一些，你回去对伯钊（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同志讲，就说我说的，不要让你再搞行政工作……”1952年，李波调任中国歌剧舞剧院任歌剧团团长，多次带团出国演出。同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在闭幕典礼大会上，周恩来总理讲话，关于培养专门人才问题时说：“比如李波同志，她的戏演得很好，可是行政上把她调去搞党务工作，搞行政工作，这样怎么叫人演戏呢。一切中外的艺术都是经过几十年的艺术生活，才能创造出非常成熟的艺术品来，不能积累，怎么能发展呢。”

1955年，为提高歌剧演员的演唱水平，周总理请来了苏联专家吉明采娃，给她们授课，她学习了两年多，学西洋发声法，目的是把中国民歌唱好。结业后，向周总理及文化部领导汇报。她先汇报向西洋学习的西洋发声法的曲目，最后唱民歌。遗憾的是周总理因外事工作，提前走了，没听到她唱的民歌。

1958年，她以全国妇联代表身份，随全国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她演唱了《兰花花》，周总理听后说：“《兰花花》你只唱了两段词，你偷懒了，哈哈！”她说：“曲调很简单，我觉得唱多了不太好。”总理说：“对对。”他很高兴。接着是舞会，总理问乐队：“你们会拉《兄妹开荒》吗？”乐队同志们齐说会，于是奏起了《兄妹开荒》的乐曲。总理的关怀，她终身难忘。

一个苦命的女孩子，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但也百折不回，为实现抗日救国求解放的理想，不惜吃苦和牺牲。为人民的艺术事业，勤奋好学，勇于创新，终于成了受观众尊重和喜爱的人民艺术家。